圖片說明：印軍士兵在前沿修建了戰(zhàn)壕
帕特爾引用了官方發(fā)布的歷史，證明部分軍官反對尼赫魯政府的政策，因為他們意識到本國尚未做好面對邊境上中國軍隊的準備。例如，官方歷史指出，在1959年到1960年，東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（S.P.P. Thorat）將軍就已意識到中國對東段邊界的威脅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，然而陸軍司令部以及國防部長對此未予理會，這甚至也沒有引來尼赫魯的注意。
尼赫魯沒有聽取反對意見，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順從的軍官擔任高級職務，這些人執(zhí)行了他的命令，最終導致了印度的恥辱，帕特爾認為陸軍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敗的一個原因。
帕特爾還指出，除了決策失誤之外，更糟的是，領導人強硬和不負責任的聲明使得中國能夠以“自我防衛(wèi)”為借口向印度發(fā)動進攻。例如內政部長夏斯特里（Lal Bahadur Shastri）在1962年2月4日就宣稱如果中國人不撤出爭議地區(qū)，印度將會采取行動將中國人趕出去；在中國軍隊發(fā)動反擊前一周，尼赫魯也發(fā)表了類似的言論。
帕特爾稱情報系統(tǒng)的失誤也是造成印度失敗的原因。印度對于中國軍隊的力量，機動能力以及戰(zhàn)術缺乏了解。帕特爾還引用了羅德里克·麥克法夸爾（Roderick MacFarquhar）的著作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》中的觀點，指出印度情報部門對中國的情況做出了錯誤判斷。他們依賴中情局的簡報、報紙報道以及印度駐華使館所提供的信息，而這些關于中國國內經濟危機、中蘇關系以及臺灣局勢的報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對“前進政策”做出強烈回應。
最終，幾乎在整個1962年，中印雙方都在邊境兩側緊張對峙。10月10日，由于印軍侵犯中國邊境，局勢急劇惡化。決定性的戰(zhàn)斗在10月20日打響，當印度軍隊再度發(fā)動攻擊時，中國邊防部隊在東西兩線開始進行反擊，戰(zhàn)斗主要集中在瓦弄、達旺和阿克賽欽地區(qū)。
我邊防部隊大軍云集，將予入侵印軍致命一擊
印度軍隊的問題
雖然當時印度領導人非常樂觀，但是戰(zhàn)場上的實際情況卻是另外一回事。帕特爾認為，由于在西藏有物資儲備，中國軍隊的后勤有一定的保障，并且士兵也受過良好的山地作戰(zhàn)訓練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印軍沒有做好與中國作戰(zhàn)的準備，極少數士兵有山地戰(zhàn)的經驗，所使用的陳舊武器并不適用于山地作戰(zhàn)。后勤保障也有問題，士兵沒有足夠的冬裝和鞋，缺少火炮和彈藥，軍隊所裝備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極不方便。由于沒有公路網，交通也很不便利，補給和保障主要通過空中完成。除此之外，印軍的士氣處在最低點，軍方的指揮也存在許多問題。例如，熟悉瓦弄地區(qū)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對于他們而言非常陌生的區(qū)域，無計劃的征召以及對原有軍隊編制的打亂削弱了印度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；而坐鎮(zhèn)德里的總參謀長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況下向前線下達了占領扯冬（印度稱之為Dhola）哨所東北1000碼處的一個中國哨所的命令，實際上那里的中國軍隊處于優(yōu)勢地位，對于當地印軍而言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第四軍指揮官考爾中將（B.M. Kaul）也是被指責的對象，他奉命率軍將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上趕走，而實際上考爾基本沒有指揮類似行動的經驗。不僅如此，他還經常無視軍隊的指揮系統(tǒng)，官方歷史指責他越級直接與陸軍總參謀長接觸，有時也越過中級軍官直接向下級軍官發(fā)布命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