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。中產階級的興起,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:“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,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,法國大革命與十九世紀的民主改革等,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。”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,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。

巴羅說:“中國沒有中間階層,這個階層的人,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,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;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。事實上,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?！?/p>

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,在中國,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。也就是說,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。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,經濟永遠屈居于政治之下,也就是說,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,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,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?！霸谥袊?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,他們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?！?斯當東《英使謁見乾隆紀實》)所以,對于中國人來說,“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”。

而對于英國人來說,“實業(yè)”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,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。當然,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。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。英國人認識到,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,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。洛克就說,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系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系,而是一種道德的關系,一種與因果關系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(wěn)定性的社會關系。沒有它們,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。

在中國法律中,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。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后得出結論說:“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(wěn)定感,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穩(wěn)定感才能使人樂于聚積財產。對權勢的憂懼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,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……執(zhí)法機構和執(zhí)法方式如此不合理,以至于執(zhí)法官員有權凌駕于法律之上,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(zhí)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?！?/p>

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。他說,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,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。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(fā)生。但是,在中國“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”,因為“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”。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(yè),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“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”所獲取的。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,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(yè)。他寫道:“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?！?/p>

(來源:新華網  編輯:歐葉)